天才壹秒記住『 qu 】但董仲舒之罪，罪在千古，从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，也正因如此，在董仲舒之后的千年间，儒学慢慢的失其本质，而儒家所格守的独立之人格，经千年法家驭民“侵蚀”，最终于宋代时渐失其魂，然所幸先贤，仍然格守其本，未完全沦为皇权之用，仍然寻求着儒法之间的平衡，而这种平衡最终总会是儒家占据上风，至于法家只会为皇家所用，未成“制民之本”仅只是“治民之要”，但是崖山之后，一切全都改变了……”
是的，崖山改变了一切，肆无忌惮的野蛮力量终于战胜了文明。而中国的历史进程，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文明史，因此而被改写了！
“崖山之后，十万士人滔海，华夏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。曾经的儒法相治，君臣相衡，所有的一切完全被中断了，野蛮的蒙元实施的是野蛮的带着游牧奴隶制的治国之道……”
是的，在蒙元之前，尽管儒家一次次的退让，为皇家所用，但他们也在退让中一步步的制衡着皇权，汉代时的虚君实相，即便是强横如汉武，亦只能剥夺宰相权柄，实施内外庭制度。唐代皇帝下诏，若未加盖“中书门下之印”，当时是认为违法的，不能为下面各级所承认。宋时期，皇帝的权力其实并不是至尊无上的。诏书必须有皇帝、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之后，才会有效。且一般百姓可以集会议论朝政。从汉至宋，王朝的中枢从来都是“打压相权、巩固皇权”，而这种打压恰恰就是“相互制衡”的“君臣相衡”。
“也正是从崖山起，在异族的奴役下汉人的思想开始变得保守，面对外侮，大多数汉人的精神渐趋于麻木了。尽管后来，高皇帝起兵反以蒙元，我汉人在宋亡之后八十多年复国成功，但继起大明，却无形中还是受到了蛮族政权体制的影响，观明之弊政，如户籍、贱户、酷刑等皆袭于蒙元，其行趋于保守。高皇帝后，自惠宗起（建文），经过两百年余年开智，我汉方才稍现昨日之旧貌，如若再有百年，想我汉人必可重拾先秦之风、汉唐之骨，但未曾想甲申年，吴三桂引满虏入关，令我中国再陷深渊……”
在提及吴三桂时，朱宜锋更是带着咬牙切齿的恨意，若非他吴三桂，中国又何至如此！
“满清入关，相比于蒙元的野蛮，满清犹为可恨，其非但以“剃发易服”杀尽我汉人中有风骨之士，更以“文字狱”诛尽我汉人中高贤之士，删书、焚书更数不胜数，其亦并通过科举选以“奴性”之士人，为制我汉人更是尽行“以奸制善”“弱民”“愚民”的法家弱民之道，我们在他们的奴役下，变得日益保守、麻木，两百余年奴役，这个民族的之精神、灵魂已经被野蛮民族摧残得体无完肤！”
汉人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！
在某种意义，先秦之风、汉唐风骨在那？甚至就连宋末十万士子滔海，数十万遗民自杀的不甘不奴的风骨亦消失了。
“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，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，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，予之精神兮变为日星……”
念叨着这首诗，这诗或许就是就是民族最后的风骨了，那目中的泪不由的落了下来，这泪不是为这个民族遭受的磨难，而是为这个民族失去了魂魄。在泪水流下的时候，朱宜锋睁开眼睛，看着远处说道。
“云仙，想来你在来的时候，应该已有所耳闻，府中诸臣两次劝进，劝本王继位为君……继位，继何位？大明之位？”
朱宜锋摇着头，
“大厦已不支，成仁万事毕……”
又一次引用张煌言的寺，朱宜锋看着远处说道。
“昔高皇帝逐蒙元，匡正中华、得建大明，得位之正，无人能及，然燕棣篡位，得位不正，祸及子孙，子孙无道，失以江山，陷亿兆黎民为异族所屠。今时本王纵是继位，所继者亦是中华之正统，绝非大明！”
实际上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意味着某种决裂。同样也是抛开历史的包袱，如此一来，认了朱元璋的这门亲之后，朱宜锋再也不需要为明亡负责。那是燕王世系之责，与自己无关，与建文世系无关。
汉王的话，让郭嵩焘立即明白了汉王的意思，于是立即抓着机会劝进。
“昔高皇帝逐蒙元与塞北，匡正中华，建以大明。今殿下逐满清，匡正华夏，自当建以中华！”
面对郭嵩焘的劝进，朱宜锋并没有反对，而是反问道。
“匡正华夏，建以中华……如何建以中华！”
这才是问题的根本，也是朱宜锋必须要面对的问题，从来到南京之后，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，甚至还特意邀请了一些朝鲜的儒家学者，毕竟相比于中国，朝鲜的儒学没有受到满清的阉割。但他们到来还要一段时间——月初，朝鲜才遣使来贺。
“云仙，不瞒你说，来南京之前，当时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击败满清、教匪，而现在，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，不再是军事上的问题，当初局势莫测，故而才是如此，现在国内大局已定，大军随时可以北伐，但是北伐之后呢？北伐之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。”
沉吟片刻，朱宜锋又接着说道。
“在你去欧洲的时候，我曾特意叮嘱您在欧美游历时邀请一些专家学者中国，未来几年中国需要大量人才，不仅仅是铁路人才，其他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，无论是经济学家、工程专家、教育学家，教授、工程师，我们都需要。而且数量越多越好。但是，他们毕竟西洋人，不懂得中国，我们有自己的历史、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的传统。假如说我们完全习以西洋，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丢掉我们的根本，但是我们的根本又在那里？是被满清奴役阉割之后的中华文明吗？当然不是！”
摇着头朱宜锋说道。
“什么是中华文明？当然不是现在的这个，中国以儒治国两千多年，什么是真正的儒家？我不知道答案！”
又有谁知道答案呢？但是作为统治者的朱宜锋却可以像历代君主“调教儒家”一样，去调教出一个适合自己需要的，同样也是适合未来需要和社会发展的“儒家”。
“纵观史书，我们可以看到先秦直至汉唐，我们的士人是尚武的优雅的，他们对待学术的态度兼容并蓄、海纳百川的，若非如此，又岂有“儒表法里”，又焉有“儒道一家”，而现在，在我们的文明被野蛮民族阉割、摧残得体无完肤之后。我们要做的不仅仅只是丢弃保守之心，向上“求源”、向源“复古”，同时还更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心态，将西洋文明融入到中华文明之中，兼容并蓄如古之先贤一般，将其变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。我想到那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建以中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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